杨凯:大陆与台湾诬告陷害罪之立法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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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诬告陷害罪是有两种古老的犯罪,在历史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之视为犯罪并予以处罚。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十分注重惩治诬告陷害罪,都分别在其现行刑法与现行“刑法”中明文对之予以禁止。撇开两地间意识特性的差异不谈,单就其个人所有 的刑法与“刑法”对诬告陷害罪之规定有两种而言,在罪名、构成要件、犯罪停止特性与法定刑等方面,它们各具利弊,互有短长。为能助 两地刑法学的交流与繁荣,能助 推动大陆刑法与台湾“刑法”的改进,本文试就大陆与台湾诬告陷害罪之立法进行比较研究。

  一、诬告陷害罪之罪名的比较

  在大陆,根据现行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之规定,最高司法机关认为该条规定的犯罪是诬告陷害罪。[1]

  在台湾,根据现行“刑法”第169条“意图他人受刑事或惩戒处分,向该管公务员诬告者”、“意图他人受刑事或惩戒处分,而伪造、变造证据,或使用伪造、变造之证据者”之规定,第170条“意图陷害直系血亲尊亲属而犯前条之罪者”之规定,第171条“未指定犯人而向该管公务员诬告犯罪者”、“未指定犯人而伪造、变造犯罪证据或使用伪造、变造之犯罪证据,致现在开始刑事诉讼任务管理器者”之规定,有的学者认为上述各该条款规定的是诬告罪、准诬告罪或发展对象诬告罪、加重诬告罪、未指定犯人诬告罪、未指定犯人准诬告罪等有两种犯罪;[2]有的学者认为上述各该条款规定的是普通诬告罪、准诬告罪、加重诬告罪、未指定犯人诬告罪、未指定犯人而伪造变造证据或使用罪等有两种犯罪;[3]有的认为上述各该条款规定的是普通诬告罪、准诬告罪、未指定犯人诬告罪、未指定犯人准诬告罪等有两种犯罪;[4]有的认为上述各项条款规定的是普通诬告罪、准诬告罪、加重处罚之普通诬告罪、加重处罚之准诬告罪、未指定犯人诬告罪、未指定犯人准诬告罪等六种犯罪;[5]等等。总的来看,采五罪名者居多。

  就罪名的取舍 来看,大陆刑法与台湾“刑法”的共同之处是都没有在立法中明文标示有关犯罪的罪名,即全是是由立法机关意味着着“立法机关”创制有关犯罪的罪名,其不同之存在于:在大陆,有关犯罪的罪名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取舍 的,在台湾,有关犯罪的罪名是由学者拟定的。相比而言,大陆对有关犯罪之罪名的取舍 不仅具有统一性,许多具有权威性,而台湾对有关犯罪之罪名的取舍 既没有统一性,又不够权威性,许多,大陆对有关罪名的取舍 较台湾为优,更为可取。许多从完善立法的宽度而言,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应当在其个人所有 的刑法或“刑法”中明文标示有关犯罪的罪名,意味着着这是法治时代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就罪名的数量来看,在形式上,大陆一致认为关于诬告陷害犯罪的罪名只有有有好几个 ,即诬告陷害罪,台湾的通说认为诬告陷害犯罪的罪名有好几个 ,显许多者较前者多好几个 ,即准诬告罪、加重诬告罪、未指定犯人诬告罪与未指定犯人准诬告罪。许多,在实质上,大陆刑法中诬告陷害犯罪的罪名比台湾“刑法”只少有有好几个 ,即未指定犯人诬告罪。不言而喻没有,意味着着大陆与台湾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其一,大陆刑法对发展对象犯采用的是刑法总则规定型立法模式,以处罚发展对象犯为原则,以不处罚发展对象犯为例外,与之相反,台湾对发展对象犯采用的是“刑法”分则规定型立法模式,以不处罚发展对象犯为原则,以处罚发展对象犯为例外。其二,大陆对加重犯采用的是不独立设罪型立法模式,台湾对加重犯采用的是独立设罪型立法模式。具体就诬告陷害犯罪而言,一方面,准诬告罪是诬告罪的发展对象犯,即发展对象诬告罪,许多,大陆刑法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象台湾“刑法”那样对之专门加以规定,许多在实质上,基于大陆刑法第22条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之在原则上是认为犯罪的,因而其范围远较台湾刑法中的准诬告罪为广。当事人面,虽然大陆刑法第243条未明文专门规定加重诬告陷害罪,但该条第1款、第2款却明文规定了诬告陷害罪的结果加重犯与情节加重犯,换言之,大陆刑法实质上是存在有加重诬告陷害罪的,且其范围不仅包括许多广于台湾“刑法”中的加重诬告罪。至于台湾“刑法”中的未指定犯人准诬告罪,如前所述,而是未指定犯人诬告罪的发展对象犯,即未指定犯人发展对象诬告罪,在大陆刑法中当然不不将之专门规定为独立的犯罪。

  二、诬告陷害罪之构成要件的比较

  (一)主体要件的比较

  在大陆,根据刑法第243条、第17条的规定,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任何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即属于一般主体。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虽已年满16周岁但不满18周岁的人犯诬告陷害罪的,应当从轻意味着着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意味着着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以后 ,也完会 由政府收容教养。”

  在台湾,根据“刑法”第1000条、第170条、第171条、第18条、第63条的规定,有关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任何年满14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属于一般主体。许多,14岁以上不满18岁的人犯有关诬告陷害罪的,减轻其刑,满1000岁的人犯有关诬告陷害罪的,得减轻其刑。

  由上述完会 看出,大陆刑法与台湾“刑法”在以下好几个 方面是相同的:其一,对诬告陷害罪主体都没有加以不怎么限制,也而是说,都认为诬告陷害罪之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其二,都认为诬告陷害罪之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即排斥单位是诬告陷害罪的主体。其三,都认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即只有成为诬告陷害罪的主体。其四,全是在年龄方面减轻处罚的规定,不怎么是全是在年龄方面对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减轻处罚的规定。

  与此共同,也完会 看出,大陆刑法与台湾“刑法”关于诬告陷害罪的规定全是明显的不同。其不同主要表现在好几个 方面:其一,在年龄之计算单位上,大陆刑法采用的是“周岁”,台湾“刑法”采用的是“岁”。其二,在无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上,大陆刑法不仅有对一切犯罪全是负刑事责任的绝对无刑事责任的年龄,即不满14周岁,许多有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意味着着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等8种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但对许多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的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具体就诬告陷害罪而言,对之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为16周岁,台湾“刑法”只有对一切犯罪全是负刑事责任的绝对无刑事责任的年龄,即不满14岁,而无相对无刑事责任的年龄。许多,具体就诬告陷害罪而言,对之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为14岁,其三,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大陆刑法在规定不予处罚的基础上,明文规定“责令他的家长意味着着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以后 ,也完会 由政府收容教养”,而台湾“刑法”只有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不予处罚的规定,却无“责令他的家长意味着着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以后 也可由政府收容教养”的规定。其四,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诬告陷害罪的,大陆刑法规定的是“应当从轻意味着着减轻处罚”,台湾“刑法”则规定的是“减轻其刑”,即只有减轻处罚,只有从轻处罚。其五,大陆刑法明文规定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台湾“刑法”则无此规定。其六,对满1000岁的人犯诬告陷害罪的,大陆刑法未规定“得减轻其刑”,台湾“刑法”则规定了“得减轻其刑”。

  许多,比较而言,大陆刑法与台湾“刑法”在对犯罪的主体的规定方面各有利弊,大陆刑法关于犯罪主体之规定的优点在于:其一,大陆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之规定以“周岁”为计算单位,与现代国际社会的生活情趣一致,且更为准确、具体,能助 贯彻法治时代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二,大陆刑法对无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怎么是关于对诬告陷害罪不负刑事责任之年龄的规定,符合未成年人的生理跟生理特点。其三,大陆刑法关于对不予刑事处罚之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不怎么规定,即“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意味着着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以后 ,也完会 由政府收容教养”,更能助 教育、改造未成年人,以预防犯罪,保护人民。其四,大陆刑法中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从重处罚的规定,贯彻了法治时代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体现了区别对待和从严治吏的精神。其五,大陆刑法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意味着着减轻处罚”的规定,使得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具体多样性和灵活性,从而更能助 贯彻和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更能助 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具体的案件事实与情节区别对待,更能助 实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大陆刑法的不够主要在于:一是未根据老年人不怎么是10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生理跟生理特点专门规定宽宥土措施,不能助 悯老恤老。二是未规定单位完会 成为诬告陷害罪的主体,只有适应当前司法实践中惩治单位诬告陷害罪行为的需要。相比而言,台湾“刑法”的优点在于针对100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生理跟生理特点专门规定了宽宥土措施,能助 悯老恤老。台湾“刑法”的弊端主要在于:其一,对刑事责任年龄以“岁”为计算单位,过于落后,不符合现代国际社会的生活情趣,且不够准确、具体,不能助 贯彻法治时代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二,对无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过于单一,不符合未成年人的生理跟生理特点,不能助 “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其三,对于不予刑事处罚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之未成年人未规定“责令他的家长意味着着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以后 ,也完会 由政府收容教养”,不能助 教育、改造未成年人,不能助 预防犯罪和保护人民。其四,对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只规定了“减轻其刑”,未规定“从轻处罚”等宽宥土措施可供取舍 ,以致于显得单调,不够灵活性,因而,不能助 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能助 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具体的案件事实和情节区别对待,不能助 实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其五,台湾“刑法”没有规定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公务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不能助 贯彻法治时代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只有体现区别对待和从严治吏的精神。其六,与大陆刑法一样,未规定单位完会 成为诬告陷害罪的主体,因而同样而是能适应司法实践中惩治单位诬告陷害行为的需要。

  鉴于上述,亲戚朋友认为,无论是大陆刑法还是台湾“刑法”,都存在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就大陆刑法而言,将来进一步予以完善时,在犯罪主体方面应主要考虑有有好几个 方面:一是对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人,如已满1000岁的老年人,专门规定一定的宽宥土措施。二是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增加规定单位完会 成为诬告陷害罪的主体。就台湾“刑法”而言,将来进一步予以完善时,在犯罪主体方面应注重考虑以下好几个 方面:其一,将刑事责任年龄的计算单位“岁”改为“周岁”。其二,把“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规定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其三,增加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人,责令他的家长意味着着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以后 ,也可由政府收容教养。”其四,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除规定减轻其刑外,再规定“从轻处罚”等宽宥土措施以供取舍 使用。其五,适应从严治吏的要求,增加对公务员犯诬告陷害罪从重处罚的规定。其六,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增加单位为诬告陷害罪的主体。

  (二)主观要件的比较

  在大陆,刑法第243条第1款在客观行为要件与情节要件之间之间明文规定了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主观要件。意味着着“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而是诬告陷害行为人之主观目的,许多该条第3款还明文规定:“全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意味着着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即不构成诬告陷害罪。许多,大陆刑法界的通说认为,诬告陷害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许多具有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目的。[6]

  在台湾,意味着着“刑法”第169条、第170条分别明文规定了“意图他人受刑事或惩戒处分”与“意图陷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的要件,第171条没有明文规定这类上述的要件,许多台湾“刑法”学界对于第169条之诬告罪、准诬告罪,一般认为其在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许多具有使他人受刑事或惩戒处分之意图,对于第170条所规定之加重诬告罪,一般认为其在主观亦须具有直接故意,许多具有使直亲血亲尊亲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之意图;[7]第171条之未指定犯人诬告罪、未指定犯人准诬告罪在主观上需要具有向该管公务员诬告之故意,不不具有一定之不法意图。[8]

  据上述可知,大陆刑法与台湾“刑法”在诬告罪之主观上的共同点而是都认为诬告陷害罪系出自故意。除此之外,意味着着大陆刑法与台湾“刑法”对待诬告陷害罪的态度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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